【評論】Hello Kitty展:當我改變時,Kitty也跟著蛻變

為三麗鷗角色Hello Kitty問世五十週年而舉辦的特展,我竟然去了兩次。

這次Hello Kitty特展採巡迴形式舉辦,2024年11月在上野國立東京博物館開幕時,我在Twitter上看到網友拍下驚人的排隊人龍,決定還是等到2025年春天再去沖繩場參觀。當時我完全沒想到Hello Kitty特展會在2025年11月來台北舉辦,所以就在一年之內看了兩次。沖繩場和台北場的內容並不完全相同,或許是因為台北場的展期間,在日本還有京都場和名古屋場同時舉行的關係。雖然台北場的展品略少於沖繩場,但主要內容共通,展板文字也直接譯自在日本舉辦的場次。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台北場連週五晚上都空蕩蕩,好像跟主辦單位預期需要用訂位系統管理進場的期待有落差。或許又是因為聯名商品的權利關係太過複雜,台北場也缺乏在地脈絡。當年麥當勞買快樂兒童餐送Hello Kitty布偶、7-11滿額送Hello Kitty磁鐵的行銷活動,都沒有被展覽提及。缺乏在地性,讓Hello Kitty五十週年特展可以輕鬆地移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點,或許可以為策展單位省點成本,同時也呼應Hello Kitty讓粉絲投射自身印象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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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地名的野生思考

地名的野生思考封面

書名:地名的野生思考

翁佳音老師在 Facebook 發表的非正式連載「地名的野生思考」,終於在學弟鄭碩的協助下整理出版。大概在2018年,貓還在南港獅形當翰林院行走時,就已經有整理出版的想法,但做到一半還是沒有下文。這是台史所703研究室的常態,習慣就好。

《地名的野生思考》是一本略讀起來輕鬆,但精讀起來簡直要學者開 seminar 的書。因為要跟上翁佳音老師的資料量和思考邏輯,自己也必須有相應的實力。這些實力包括史料、語言、地理、民俗知識等知識,還有將上述知識互相串聯互證的思考邏輯。實力不足的讀者可能會誤讀其論述或是把翁老師當神拜,這都不是他期待的讀者。

其實翁老師更在意的,應該是自己的想法和文章沒有人讀吧。以前許雪姬老師溫柔地罵過,翁老師愛在 Facebook 發表,就只圖一個「讚」,不好好將研究寫成論文。可是與其當個拼命發論文積點數的學者,翁老師應該更想當個與公眾對話的知識分子吧。

但《地名的野生思考》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就會一定是本很難賣的書。不是因為沒有讀者,而是缺了出版者與讀者之間的環節。稍微搜尋一下各大書店就知道了,這本書既沒報品也沒上架,不到新書發表會現場是買不到的。

因此,作為一位比老師還早離開南港獅形,出門亂走迷路到府城,很久沒幫翁老師做事的小貓貓,能做的事就是充當出版者與讀者之間的環節吧。雖然是以廖添丁的形式,但貓相信沒有人會生氣。那就做吧。

📗翁佳音、鄭碩,《地名的野生思考》(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25)。

這是 Himmelsberuf 吧

太陽花田長出草與蔥的十年

太陽花學運已經過去十一年了。或許你不同意「太陽花」或是「學運」,或兩者都反對,但大家都這樣叫慣了。就像我們知道中華民國=台灣=中華台北,雖不滿意,但我們都習慣這樣的日常。算算中華民國統治台灣都八十年了,太陽花學運還不是很久以前的事,甚至可以攏統地算「十年」吧。但從個人的尺度來看,十年也足夠天翻地覆了。

十年過去,世界上對「生活方式」的看法更加兩極化,而我也從歷史的旁觀者變成傳授者,很難繼續保持距離。作為大學歷史系的助理教授,在2024至2025這學年負責學士班必修台灣史課程。我知道他們在國高中已經上過台灣史,甚至感到厭煩,可能還認為這是民進黨政府洗腦人民的工具。我也假定,六七十位修課學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二在二十歲時,會將他們的選票投給民眾黨,作為對慘澹青春的復仇。我這個世代的台派會批評這些大學生「民主富二代」,但這種缺乏同理心的批評,只會把他們推得更遠。

在課堂上教台灣史,就像讓自己成為官方認可價值的象徵,必須承受學生真真實實的抗拒。特別是今年四月以後,政府與在野黨的衝突從立法院擴散到街頭的罷免第二階段連署,每週的上課內容,都會與當時發生的政治新聞產生共鳴。雖然我盡量在上課時避免使用煽動性的語言以保持中立,但台灣史作為當代主流價值的化身之一,本來就不可能中立。整個學期我都在想:過去十年,我們到底怎麼了?為什麼在號稱天然獨的太陽花田中,長出了茂盛的草與蔥?

民主的建立與惡性循環

歷史學對社會的意義之一,是透過研究過去,理解現在面臨的情況如何演變而來,而這正好也是今年四月以後我講授的主題。透過回顧歷次修憲內容,我們討論現在台灣的民主體制怎麼建立,如何透過一次次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成為我們熟悉的日常和步調。對於民主的實踐,這學期的課本之一《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作者若林正丈有以下評論:

臺灣民主體制的課題,可以說是該如何避免一種惡性循環,亦即該如何避免因挾議會多數、未做政策辯論便對政權進行杯葛阻撓,或主流媒體對陳水扁所做的片面批判,以及臺灣民族主義的動員對抗而加深的彼此不信賴。就目前來講,政治家們在緊要關頭的自我節制、司法領域消解政治過程中無法處理之難題,甚至是社會在達到一定經濟發展後基本安定的自然煞車機制,可以說是奏效的。

在2025年回顧這段在2008年出版的評論,實在不知道當年若林教授是客氣還是樂觀,亦或是現實比想像更離奇。台灣在2024年選出的立法院,微弱過半的在野黨不只濫用議事規則迴避實質的政策討論,甚至讓憲法法庭因缺額無法運作,以致在2025年要由公民發起大罷免來解救束手無策的政府,但最後以徹底失敗告終。

對立的青鳥與小草

在2025年發起大罷免的「青鳥」,經常被媒體描繪成中壯年世代。他們在十年前因太陽花運動而有政治啟蒙的經驗,十年後成家立業,要為下一代保留更好的台灣而努力。當在野黨指控他們「拿錢辦事」,他們常見的反應是「民進黨根本請不起我」,不只強調自發性,也強調他們的經濟能力。在這場運動中,媒體也強調女性的角色,民視《台灣演義》甚至為此做了「女力救台灣」專題報導。

在媒體呈現上與青鳥對立的群體,則是稱為「小草」的民眾黨支持者,他們通常被描繪成二十幾歲的年輕理工科男性,自比為「黨外」,致力於反對「綠共」的「威權」、「戒嚴」、「綠色恐怖」。從台灣史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他們願意從台灣歷史擷取反對執政黨的靈感,似乎表示近年的歷史教育還在他們心中留下點痕跡。但我還是覺得奇怪,他們怎麼把台灣史讀成這副德性?為什麼這一個生長於二十一世紀民主台灣的世代,他們的歷史實踐變成戲仿,公民意識也養成得如此奇怪,竟會相信用「理性、科學、務實」的口號包裝的傲慢與獨斷,為以失言而聞名的「阿伯」義無反顧拼一次?

許多人都在尋找原因,也有很多人提出可能的答案。我覺得,既然這些小草都還年輕,在學校學習的經驗仍然在他們的人生中占有重要分量。或許,我們應該往學校找答案。

學校教育:人生的國家政治初體驗

現代人從出生以來,國家與政府就無孔不入地將一個新生命放進既定的框架,以便管理。登記在戶政機關的包括姓名、性別、親屬關係等等個人資訊,決定未來你在社會中的角色。然後政府再給你一組難記的身分證字號,讓你一輩子都跑不出政府的掌握。幸運的是,這些聽起來很沉重的過程,通常都在我們還沒有記憶時就已經完成。當我們長大懂事以後,最會影響到青少年自身的國家政治,其實就是幾乎每個人都會接受的學校教育。看看那〈強迫入學條例〉,你還沒有不讀書的選項呢。

正因為現在幾乎所有人都上過學,當過學生,我們尋找公民意識發展的問題時,就必須觀察不同世代的學生在學期間,國家政治曾經給他們什麼樣的影響,使他們受教育的經驗與先前的世代有何不同。而1990年代以後的台灣,國家對學校最大的影響,無疑就是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從為減輕升學壓力而廣設高中大學、語文與社會領域大幅增加台灣中心的內容,到近年上路的108課綱與學習歷程檔案,這些都是政治,而學生就是直接受到政治影響的群體。雖然被影響的學生不見得有能力指出學校教育背後的政治運作邏輯,但學校教育就是學生的生活重心,必然也是他們在未成年時期認識、體驗真實國家政治的主要管道。

對現在二十幾歲到剛入大學的世代,也就是大約2000年以後出生的人,他們在學校經驗到的政治,就是讓他們最不安的教育改革,特別是會影響他們未來人生的課程綱要和升學制度。這個世代在學校使用的是一綱多本的教科書,升學要參加會考、學測、指考或分科。而他們的家長大約出生在1970年代,使用的是國立編譯館統一發行的教科書,經歷過的則是每年夏天的高中職五專和大專聯考。他們不一定是升學主義的贏家,但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在屬於他們的升學競爭中勝出。但在這一代學生面臨升學壓力的2010年代,則有「95暫綱」到「108課綱」的轉變。面臨如此重大的教育制度變化,他們也延續比他們稍微年長的那個世代,將自己描述為「白老鼠」,而他們認為主宰這個實驗空間的政府,較多時間由民進黨執政。在這樣的生命經驗下,確實不能期待他們認同民進黨政府揭櫫的主流價值。而在他們的政治觀念於成人初期定形後,未來又將造成以世代為規模的影響。

年輕世代的政治態度

要怎麼描述這群2000年以後出生世代的政治態度?他們出生在總統和國會都已經直選的台灣,長大後不再需要對抗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體制,體罰和髮禁都成為過往雲煙,民主與自由對他們如空氣一般自然。但正如前文所述,他們透過學校教育體驗到的政治,以及教育所傳達,被政府設定,老師傳達的主流價值,卻不一定能被他們內化。他們更常見的態度是對變化的焦慮和反感,所以他們特別討厭在同學中的異見人士,或是熱衷於社會議題的倡議者,因為這些都是破壞平穩日常的潛在威脅。

他們也在學校感受到大人主導教育體制的兩面手法。以強調素養的108課綱來說,課綱在理想上彷彿要每個學生都當大賢者,但他們只是忙於應付升學制度中種種要求的學生,不知道大人要怎麼衡量課綱所要求的素養。在面臨升學考試時,所有的素養又被化約成會考、學測、分科考試的成績。雖然考試成績不像聯考時代是決定升學的唯一因素,但仍然是相當重要的因素。用補教界對學測和個人申請的描述,就是看學測成績的「第一階段拼命上」,比較看個人表現和特質的「第二階段不要掉」。雖然現在升大學的評量方式已經比過去多元許多,實際上也是學生挑學系,而非學系挑學生,但重點是學生走過這段歷程的經驗,以及從經驗中得出對國家政治的看法。這個看法,很可能是「大人說一套做一套」。因為教育改革一路以來從降低升學壓力到強調素養,看起來是為他們好,但最後大家還是得考試。這點從聯考世代到108課綱世代,都不曾改變。

在學校教育中體驗到「大人說一套做一套」,會讓學生產生抗拒學校主流價值的態度。小熊英二對1968年日本學生運動世代的研究發現,這些出生於1950年前後的日本戰後嬰兒潮世代,在小學受到戰後民主主義自由教育的洗禮,卻在升上中學以後面臨升學主義的競爭,還有學校為提升學力實施的嚴格管理。在他們生命過程中,不同學習階段老師的態度轉變與落差,讓他們感覺「大人說一套做一套」,因此對大人主導的體制怒火中燒,然後在1968年的不同契機下,組成反抗體制的學生運動。

我不會把2020年代台灣年輕人的政治態度等同於1968年的日本學生運動世代,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完全相反,但共同的機制是反抗學校所傳達的主流價值。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分析這個主流價值到底是什麼。以下,我會討論「進步政治」和「台灣民族主義」,兩者都讓他們對現在與未來感到不安。如果以性別區分,年輕男性會覺得這兩個議題都對他們不利,而對年輕女性來說,「台灣民族主義」會是更切身的議題。

令人焦慮的進步政治

說到台灣的進步政治,或許很多人會直接想到2019年通過的同性婚姻,但我認為2004年制訂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才是應該探討的議題。〈性別平等教育法〉定義了推動性別平等的學習環境與課程教學,實施二十年以來,被認為有助於下一個世代尊重性別特質,在個人發展上突破性別框架,基本上有正面的評價。但在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中,男女兩性的體驗卻相當不同,甚至令人懷疑接受性別平等教育的世代,是否真的有內化性別平等的價值觀。

性別平等的教育對象並不區分性別,但在實踐中,卻經常還是以二元性別來劃分。結果,在性別平等教育中,女性是被賦權的角色,男性則預設為被防範的角色。若是真正實踐性別平等,兩性都應該被賦權,都應該被防範,不應該有區別,但大家都知道現實不是這樣。在一張防範跟蹤騷擾的宣導圖片中,被騷擾的人物剪影穿著裙子,明確用性別區分加害者和受害者。年輕人常見的俗語「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也反映男性在社會中被當成加害者的預設身分。在這樣的情緒下,年輕男性會感覺性別平等的理念並非真平等,而是對他們的打壓。優勢者的怨言,過去受壓迫族群爭取權利的過程中已經看過很多案例,一點也不奇怪。

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也是對傳統陽剛氣質的挑戰,威脅到2000年以後出生世代男性接過社會主導權的機會。雖然性別平等教育要讓大家不再被父權架構給掌握,但大家似乎忙了一圈,父權體制還是頑強地在社會中找到傳人。具體來說,年輕男性發現在學業表現和就業選擇上,同世代女性都是強大的對手,甚至有機會從上個世代獲取父權紅利,讓他們又忌妒又憤怒。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他們這個世代的男性還沒有看到同世代女性在事業上的天花板,以及為家庭放棄事業的決斷。從性別平等的價值來看,我也不希望現在的年輕女性在未來十年的人生中,再次遇到他們父母輩曾經歷的性別不公。但對年輕男性來說,他們現在還沒看到。如果年輕女性未來真有機會擺脫性別框架的限制,與他們同世代的男性大概也不會拍手鼓掌吧。

結果,雖然年輕男女都面臨未知與不安,但女性好像比較有希望,男性的前途則沒有那麼光明。

堅定的認同卻沒有安穩的未來

對台灣的年輕男性來說,還有更令他們焦慮的未來,就是中國對台灣的持續威脅。從新聞報導和政治制度,36歲以下的男性都是後備軍人,不時要面臨教育召集。2005年以後出生的男性,則要面臨從四個月延長至一年的兵役。或許過去的世代會將當兵視為陽剛氣質的展現,但戰爭的陰影更加巨大。他們愛國,他們愛台灣,但他們想用別的方法來愛。

曾經有外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積電的勞動條件不好,台灣人還願意為它賣命。有人回答,為台積電工作不只有財務上的回報,也是一種愛國表現。如果將台積電擴大到知名廠商的供應鏈,甚至整個電子業,也是行得通的。我們現在對電子業工程師的印象還是以男性為主的工作,對年輕男性來說,電子業工程師也是被認為有光明前景的工作。如果他們有機會,或許他們會選擇去電子業當研發替代役,而不是在軍營操演武器。

但在他們眼中,民進黨政府的國防政策,可以化約為「抗中保台」的口號,卻會讓年輕男性對未來更加焦慮。他們不只焦慮人生,也焦慮戰爭。如果在戰爭中犧牲,陽剛氣質的榮譽也只是追晉的勳章,對自己一點意義也沒有。他們才不要這樣的台灣民族主義。

對主流價值的抗拒和顛覆

進步政治和台灣民族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台灣都已經是政府透過學校教育傳遞的主流價值。正如前文所分析,年輕男性感覺自己是進步政治的受害者,戰爭威脅則不分性別壟罩在所有人頭上。這讓他們覺得政府和執政黨疏離自己,不再重視他們的聲音。這些自認為被排斥的人已經形成群體連帶感,將自己定義為政府與學校主流價值的對立面,然後把微觀與巨觀的不滿都投射在政府之上。像是用「綠共」、「塔綠班」嘲諷國防政策,用「用愛發電」嘲諷能源政策,用「戒嚴」來嘲諷對政治人物不當行為的偵訊和調查。如果你問他們國防安全、能源穩定、追訴犯罪是否重要,他們應該也會說很重要,但不是現在這樣的做法。這時,如果有政黨能回應他們的不滿,就有機會爭取到他們的選票,然後就是我們在2025年七月最後一個週末看到的狀況:在野黨的全面勝利。

從執政黨疏離人民,讓他們產生被排斥而產生的連帶感來看,驅動太陽花世代與民眾黨小草的政治動力其實一樣,不同的只是當年的政府是國民黨,現在的政府是民進黨。要分析過去十年我們到底學到什麼教訓,現在可能還太早。從世代的教育與政治經驗來分析他們的政治動向,或許是可行的方法。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可能也會感嘆他們年輕不懂事,但在當下的年輕人看來,反而是我們長成自己曾經討厭的模樣。這自我實現的預言,希臘神話的伊底帕斯早就演給我們看了。

在未來幾個月,我們還會繼續看到在野黨挾國會的微弱多數,以監督政府之名,繼續進行constitutional vandalism。對執政黨來說,這次看似2018年底選舉與公投的失敗,但或許更像2006年那種失去話語權的情勢。若林正丈在2008年出版的《戰後台灣政治史》中曾經評論,自從2004年陳水扁以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贏得總統連任後,深綠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論述日益教條化、僵硬化,造成本土化政策無法深入基層。這正是2008年政黨輪替的背景。二十年過去,我們面臨的不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而是公民的政治意識是否能鼓勵政治人物負起責任的問題,而現在執政黨似乎沒有將在野黨勸回正軌的說服力。

作為公民,如果我們在羅馬被汪達爾人掠劫後,放棄千瘡百孔的家園,儘管移民到外國就好,那我們真的可以買雞排奶茶旁觀享受這場暴力的盛宴,反正不用負責。如果你這樣就好,那我也這樣就好。

【舊文搬移】新書:當教授變成學生

在誠品看到一本當月選書,《當教授變成學生》,因為看起來很有趣所以直接買回家,然後在結帳後的十二個小時內就把整本書讀完了。這本書是一位人類學教授為了研究美國大學生的校園文化,以高中文憑申請就讀自己任教的大學,隱瞞教授身份搬進學校宿舍和學生同住,如此實地觀察了一整年的大學生活。出版社的網站上有比較詳細的介紹,這裡就不多做介紹。

雖然出版社的包裝讓人覺得吸引人的部份在於「教授變成學生」這件違常的戲劇性元素上,但我還是把這本書當成民族誌來看,就像讀 Ruth Benedict 的《菊花與劍》、Napoleon Chagnon 的《The Yanomamo》那樣。當然,我多少也帶著與自身經驗確認的意圖,想看看這位人類學家觀察到的美國大學文化,和我自己看到的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作者做田野調查的時間是 2002-2003 這個學年,相當於我的 sophomore year,所以我想他觀察到的大學生文化,和我經歷過的應該相差不遠。事實上,讀完這本書後,我可以很確定地說:這才是美國大學生活的真實面啊。關於宿舍和人際網絡的部份我比較不能確認,因為我沒住宿舍,人際背景也和作者研究的對象不同,所以無從比較。第三章 As Others See Us 說的是外國學生眼中的美國大學生活。作者的原意應該是藉由和異文化比較來瞭解自身文化中太習以為常而忽略掉的事,但我比較有興趣的則這些外國學生比較母國文化與美國文化時,關於母國文化的那一部分。

這本書越到後面越有趣,第四章 Academically speaking…..是關於校園生活中和課業相關的事。一般傳說中,在美國的課堂上學生都會很踴躍地發言,老師也鼓勵學生發言。但是作者觀察到的卻和我們常聽到的傳說不一樣,甚至可說完全相反。老師的確希望學生提問,或是回答問題,不過學生的反應往往不如預期,所以作者有好幾次覺得他幾乎用拯救老師的態度來發問。我覺得對其他學生來說,這種行為不只拯救了老師,也拯救了其他同學;如果班上有一個喜歡發問的傢伙當然是最好不過了,因為這種人會在老師問大家有沒有問題時提出一個適切的問題給老師回答,好結束這場儀式。不過好問的傢伙並不是在學生中受歡迎的對象,作者用他歷年來在自己的人類學課上做的實驗證實了這一點。作者認為學生對同學在課堂上的表現,特別在乎「均等」。表現太突出或是和教授走得太近都是破壞均等的行為,這是不受同學歡迎的。是教授可能會很喜歡這樣的學生,因為這種學生的表現符合大學教育的理想形式。不過這種理想形式是很難在真正的大學生身上看到的,因為大學吸引學生的地方是「大學文化」,而不是傳授的知識。看到這裡,我大概比較能理解為什麼很多美國學生會花那麼多時間在非課業的事務上﹝例如打工、party 等等﹞,而不是如教育家希望的全心全意讀書,蓋追求的目標不同也。但是,如果學校有可以滿足傳授知識和大學文化的課,這門課自然就要被稱為「完美的課程」了。這章最後提到的性學課就是這樣的課程。

第五章 The Art of College Management 討論的主題的確是一種藝術,攏統來說就是管理時間的藝術。時間管理是在新生訓練中說到爛的事,但開學後你就知道管理時間的技巧比學校告訴你的複雜許多。實務上,從開學前安排課表、選課,到開始上課後分配時間給各科目,一方面兼顧大學生活﹝就是課外的事務,打工、遊玩都算,對大部分美國大學生來說這其實才是最重要的﹞,這些都可以說是一門藝術。至於有多藝術,書中有詳細介紹,而且我可以保證他說的都是事實。排課表的藝術我一開始並不熟練,一方面還有新生沒課可選的問題,所以在洗大的第一學期排出了超爛的課表;星期一到五都要上課,一三五的第一節課8:30開始,二四9:30開始,但是17:20下課。冬天日照短,學期末時太陽沒升起就出門,回家時早已日落,真是爛到爆的課表,能活得過來真不簡單。本章後半段討論如何限制功課量,這也是種藝術,難度不輸安排課表。他討論了三種方法:翹課、跳過預習﹝預習通常指在上課前讀完指定的章節﹞、作弊。其中對於作弊,作者使用 cultural relativism 的角度來分析大學生作弊的行為,我覺得這是本書最精采的一段。但請不要看了這段以後就把作弊當成理所當然,因為不作弊卻還能拿高分才是王道啊。

註:在美國有些教授把用考古題複習的行為視為作弊的一種。有些教授不禁止但也不鼓勵,也曾遇過考前放話「看考古題也沒用」的教授。在我的經驗中沒遇過主動提供考古題的教授。考古題的事在書中有略微提到,是有爭議的作弊行為之一,但我想還是在這裡補充說明比較好。

話說回來,誰應該讀這本書呢?想瞭解「真實的」美國大學生活的人可以看這本書。不要再理留學代辦的宣傳式美國大學生活,不要再看洋墨水筆的炫耀式美國大學生活,這兩種令人作噁的東西都別看了,這本書才有「真實的」美國大學生活。如果你想把這本書當間諜小說看也可以,它的文筆滿吸引人的。如果想看校園生活民族誌,這也是篇傑出的作品。如果你已經大學畢業,卻因為某些理由而回到大一,這是本不錯的實戰手冊,它會告訴你在無聊的日常中有什麼可以觀察,還有──最重要的──不讓身分曝光的方法。

作者為了顧及研究對象的隱私,而且這些「學生朋友」都還在學,和作者同在「AnyU」生活,所以他使用筆名 Rebekah Nathan 發表這本著作。不過已經有無聊的人從書中的線索找出 Rebekah Nathan 的本名和任教學校了。嗯,好,夠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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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書與閱讀與讀書的人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2006年08月27日 00:53│[列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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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圖像與歷史印象

最近很流行用自動上色技術將黑白照片變成彩色照片。日本有位專門做這個的學者渡邊英德稱這為「記憶的解凍」,讓在攝影當下見到的景象,盡可能地復原,傳達給後世的讀者。對讀者來說,原本熟悉的黑白照片被加上色彩後,往往也會有印象全然改觀的體驗。當然,也會有人懷疑AI技術是否真的能復原當時真實的顏色。如果AI復原錯誤,就有可能扭曲我們的歷史認知,因此透過歷史考證微調也相當重要。但有時也會有AI更能準確地回復歷史上的顏色的意外實例(例如連結文章中對京都稻荷神社千本鳥居的色彩考證)。

總之,圖像對於歷史詮釋的影響甚鉅。即使它不是透過文字語言論述歷史,但在我們的心中留下的印象,仍然是歷史論述的一部分。


在台灣史上,我覺得最受圖像影響觀感的人物就是台灣研究大家伊能嘉矩了。在台灣,伊能嘉矩的形象似乎都固定於他年輕時拍下的幾張照片。照片中的伊能年紀很輕,留著平頭,看起來就像個高中生一樣,甚至還可以想像他的社團活動參加的是棒球隊。要是有人惡作劇在下面加上「岩手球児伊能君」的圖說,搞不好也會有人誤信吧。這樣的印象恐怕會給使我們對伊能嘉矩的台灣研究抱持著某種「純粹」的觀感,一種從學生的天真與純粹而來的偏見。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岩手球児伊能君(誤)

而且伊能青年時代照片的流行,往往也會讓我們忘記,他返回故鄉岩手撰寫畢生台灣研究大成的《台灣文化志》時,已經是年過四十的中年大叔了。若是看他在書齋的照片,留著鬍子的伊能嘉矩,說是個阿伯也不為過。


最近我又遇到了一個類似的狀況。前幾天我聽了一個關於1950年代台灣藝術音樂的研究發表,報告中有一張投影片提到了活躍於當時的音樂家,並且附上他們的照片──幾乎都是他們晚年的照片。

對此我提出了一點意見:這些音樂家晚年的照片,給我們的印象跟論文主旨所說的1950年代有不少的差距。1950年代時,這些音樂家正值壯年,不應該是這種老阿公的樣子啊~~

所以我提了自己在研究台北師範校史時接觸到的康謳作為例子。現在講到康謳(1914-2005),大概都會以他退休移居美國後所拍下的沙龍照為主要的印象。近年出版的傳記研究上,封面就是使用這張照片。在過世時的訃聞上,用的是同一張照片的彩色版。

但是回到創作藝術歌曲的1950年代的話,康謳當時才四十歲前後。在研究北師校史過程中,我曾看到北師四十三級的畢業紀念冊,師長照片中的康謳最多不過40歲。考慮到畢業紀念冊中的固定照片(校景、師長)常有流用情形,那張照片也很有可能是三十幾歲時拍的。

重點是,壯年時的康謳超帥,說是電影明星也不為過。這才是當時在公餘創作藝術歌曲的康謳老師啊~~


寫到這裡,我想到高中社團的公關,被友校稱為「電話殺手」,因為他在電話中的美型聲線與實際的長相實在配不起來。當時有些「廣播情人」似乎也有類似的狀況。

現在SNS發達,大家都有大頭照,上述的狀況大概會減少吧。但也有硬是不用本人照片的人,像我就是。在大家的印象中,我是不是一隻可愛的小黑貓呢?喵~~

By FreeLeaf — ephemeris vijfde on September 1, 2018.

上台報告與寫報告

去年九月開學以後,我就在上課之外額外地做起比較教育的觀察。但一方面K書K得昏天暗地,二方面又把網站關起來避風頭,再說比較得一方是大學,一方是研究所,放在一起似乎不很妥當,所以我很快就放棄寫觀察筆記的想法了。但即使沒有刻意的記錄,自己在這四個月以來的經驗仍然有可以與洗滌鎮的經驗比較的地方,而對研究生來說最長做的事情就是報告:上台報告和寫報告。這兩件事我在洗大也做過、寫過很多次,照理來說已經很熟悉了,但因為很多細微的文化差異,還是有很多地方我需要重新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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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漢學參與臺灣研究如何可能:回應王德育教授和Christopher H. Achen教授

2022年四月中旬,雷瑪麗博士(Dr. Josie-Marie Perkuhn)和筆者在Taiwan Insight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漢學參與臺灣研究的議題。我們的初衷是「拋磚引玉」以促進討論。隨後,我們粗淺的意見得到王德育教授和Christopher H. Achen教授寶貴的意見,雖然他們的立場和我們相反。他們也將回應翻譯成華語,發表在《菜市場政治學》,引發了更多的討論。我樂見此發展,但也發現部分讀者,特別是臺灣學者們對我們的看法有一點誤解。因此,我必須回答王教授和Achen教授的挑戰。

我的回應基於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所以我想獨自撰寫這篇回應,並副知雷瑪麗博士。我也把「漢學」(sinology)當作「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同義詞。這兩個詞表示了兩種不同研究取徑,但他們的區別在這次的討論中已經變得模糊了。以下我將討論臺灣研究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定位,因為要是沒有新加入的研究者,該學科便無法存活。我也將藉此進一步闡釋臺灣研究中「基礎建設」的概念。至於臺灣研究的理論框架是另一個大哉問,這篇回應可能難以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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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緣性到閾境性

從硬碟裡翻出來的文章,最初應該是在2018年12月底寫的。最近要寫一篇關於sinology如何做台灣研究的問題,所以找回了這篇文章。現在重新再看,貓還是覺得自己寫得還滿有道理的😺所以再PO一次。(2022-03-31 at RUB)

A Nationalism Constrained in Periphery

若林正丈指出,台灣國族主義的形成與日本和中國這兩個「無法忘卻的他者」有不可分的關係。「無法忘卻的他者」是日本歷史學者三谷博提出的概念。「無法忘卻的他者」是在主張「自己」存在的時候,無法忽視參照的他者。用最寬鬆的定義來看,只要有群體中國族主義存在,就必然有個「無法忘卻的他者」在旁邊徘徊。若林認為,對台灣國族主義來說,這樣的他者就是中國和日本。

台灣與這兩個他者扯上關係,原因在於近一百多年來多次的國籍轉換中形成。首先是從清朝領土變成日本的法理殖民地,戰後再變成中華民國的實質殖民地,現在又受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戰關係所牽扯,未來可能還有一次國籍轉換中。所以說有日本和中國兩個無法忘卻的他者,我倒覺得有三個,ROC和PRC應該分開來談。其實若林論文也談了三個,只是他把PRC和全球化放在一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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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Psalmanazar: An Unexpected Link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aiwan

Taiwan was a strange island for the British people. Known as “Formosa” in European literature, this East Asian island’s engagement with Great Britain did not begin until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e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colonised Taiwan from 1624 to 1662, some British people set their feet on Taiwan as employees of the Dutch company. Scottish man David Wright was one of them. As an employee of the VOC, Wright visited Taiwan around 1650 and wrote reports about indigenous Formosan and the Chinese religion. Both reports were published in Dutch author Olfert Dapper’s collection of Dutch embassies to China and th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Scottish publisher John Ogilby (1600–1676). Besides Wright’s reports, Ogilby incorporated VOC chaplain Georgius Candidius’s 1628 report on the indigenous Formosan, making Atlas Chinensis (1671) the most authoritative English publication about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ile Ogilby was collecting travellers’ account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lso settled a trade treaty with Cheng’s regime in Taiwan, who expelled the Dutch in 1662 and was referred as the “King of Tywan (Taiwan)” at that time. The British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1672, and the trade was maintained until the Qing Empire conquered Taiwan in 1683. Then Taiwan was locked into the Qing Empire for nearly two centuries. People soon forgot all British engagements with Taiwan within a decade; Taiwan became terra incognita again.

In 1704, a “native of Formosa” appeared in London that awakened British people’s curiosity toward this remote island. The man was called George Psalmanazar (ca. 1679– 1763). He said a Jesuit took him out of his native country Formosa, converted him to the Catholic religion, and brought him to Europe. In the southern Netherlands, he encountered a British chaplain who converted Psalmanazar to the Church of England. “George” was the christened name at this time. As a native of Formosa, Psalmanazar became a walking wonder in London. Many people wanted to witness the young man from a strange island in East Asia. 

On 11 August 1703, Psalmanazar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On the meeting, Psalmanazar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soon publish a book about his native country. However, some participants left their doubts in the minute that Psalmanazar looked “like a young Dutch-man.” On 2 February 1704, Psalmanazar was invited to the Royal Society again, but he encountered Jean de Fontaney, a Jesuit missionary who had just returned on a British ship from China. That night, Psalmanazar had an intense debate about East Asia with Fontaney. 

Psalmanazar knew he must have his book pu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gain an advantage to defend his account. In the spring of 1704, Psalmanazar published his book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d reported many strange customs beyond people’s imagination. He claimed Formosa had a sophisticatedly organised society but was conquered by Jap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eople of Formosa sacrificed thousands of boys’ hearts to worship their deities. Their religion was given by a prophet named “Psalmanaazaar,” meaning “the Author of Peace,” and our George was named after this prophet. There are many other detailed but exaggerated descriptions of every aspect of Formosa that fascinated contemporary readers. However, they also raised doubts because many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al accounts from Psalmanazar were different from known ones.

Georgius Candidius’s account of Formosa was the most cited source to challenge Psalmanazar, which was re-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704, just before Psalmanazar’s book. When Candidius wrote the report in 1628, he had already lived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southwest Formosa for sixteen months. Like many casual ethnographies in that time, Candidius reported what he had observed in the indigenous villages near VOC’s Fort Zealandia (in today’s Tainan City). The indigenous people are collectively known as Siraya in modern literature. Candidius described the physical complexion of the Formosa indigenous, their lifestyle, labor division, housing, food and drink, hunting and battling, indigenous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sations, and life cycle rituals. He also reported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perhaps the strangest and disliked one for him, the indigenous religion.

Candidius mentioned several religious notions which were either known or unknown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 For the known notions, h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ith the Christian religion. Candidius also detailed the functions of indigenous priestesses (inibs). Among all rituals performed by priestesses, the strangest and unverifiable custom is the prohibition of pregnancy before 35, 36, or 37 years old and the forced abortion performed by indigenous priestesses. There is no supportive evidence besides Candidius’s account to verify this strange custom, and thus it became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eighteenth-century readers. British readers questioned Psalmanazar’s account about the custom to sacrifice thousands of boys’ hearts to worship their deities with Candidius’s report, which he did not report. To counterattack, Psalmanazar critisised Candidius’s account of forced abortion as absurd and accused it of lacking credibility.

Psalmanazar manipulated the rhetoric of overgeneralisation. By that, he excluded Candidius’s account from the debate and monopolised the authority about Formosa. He also appealed to sincerity through religious piety. Psalmanazar was a native of Formosa and a pious believer who sincerely converted to the Church of England. Shouldn’t the British people trust his religious sincerity and accept his account about his native country Formosa?

No, they shouldn’t. Psalmanazar was an imposter. He was probably from southern France and had never been to Formosa. His voyage from Formosa to Europe was fictional, and his accounts about Formosa were all fabricated. However, because Psalmanazar claimed himself as a native of Formosa, no one had sufficient counterevidence to challenge his account successfully. Some members of the Royal Society were eager to expose Psalmanazar. Hans Sloane asked Jean de Fontaney to verify Psalmanazar’s journey, and Fontaney replied from France that no one in Avignon knew a man called Psalmanazar. Dutch politician-scientist Nicolaas Witsen published a Chinese Jesuit’s account about China, including the latest news about Formosa. In his Navigantium atque Itinerantium Bibliotheca, or, A Compleat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1705), John Harris also included a passage about Formosa from a German traveller travelogue, which was extracted from Candidius’s account.

Edmond Halley, the astronomer who successfully predicted the comet’s return, was the most enthusiastic scholar to expose Psalmanazar. He presented a map of East Asia drawn in 1667 on the society’s meeting, and tha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Psalmanazar’s. He also questioned Psalmanazar if the sunlight came straight down to the chimney on the summer solstice. Formosa lies on the Tropic of Cancer, so the answer should be positive. However, Psalmanazar said it does not. Perhaps noticing falling into Halley’s trick, Psalmanazar argued Formosan chimney was not straight but crooked, so sunlight could not come through it.

Unfortunately, most scholars attacked Psalmanazar based on secondary sources or indirect evidence. They could not challenge Psalmanazar’s authority because he claimed himself a native of Formosa; Psalmanazar himself was the primary source! Therefore, the Royal Society needed someone who had been to Formosa to report what Formosa really was in order to contest with Psalmanazar.

A surprising help came from the outside of the Royal Society in mid-1705. Henry Newman, who later became the secretary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SPCK), found a Suffolk physician Samuel Griffith who had been to Formosa and introduced him to the Royal Society. Griffith was a former employe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arrived in Formosa in 1672 as a merchant and a physician. According to the extant letters between Newman and Griffith, Newman first asked Griffith many questions based on Psalmanazar’s book. Perhaps the SPCK was considering sending missionaries to Formosa, so they needed to verify Psalmanazar’s account. Griffith replied to Newman quickly and disapproved of Psalmanazar.

Later, Newman let John Chamberlayne, his friend in the Royal Society, know this communication. Chamberlayne urged Newman to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ormosa from Griffith so that the Royal Society could expose Psalmanazar at once. Again, Griffith gave a prompt reply in which he described the situations of Formosa. Griffith’s Formosa account was mostly correct except for a few mistakes. To conclude the letter, Griffith remarked his history of service i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which we can still verify in the company’s archive today.

Finally, Newman presented his communication with Griffith to the Royal Society on 20 June 1705. With Griffith’s strong testimony against Psalmanazar, the Royal Society decided to reject Psalmanazar’s account. However, they neither publish their conclusion nor notify their colleagues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communication failure allowed Psalmanazar’s false account to circulate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for several decades, even when Psalmanazar had lost all his credit in British society.

The silence of the Royal Society led to some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eople cited Psalmanazar’s work when they wrote about Formosa, though they took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 his account. German publisher Johann Heinrich Zedler warned his readers not to trust Psalmanazar, though Zedler still mentioned his account in h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Lexicon (Vol. 9, 1735). Besides cautious readers, some scholars mistrusted Psalmanazar’s account. Prominent French natural philosopher Comte de Buffon cited Psalmanazar to criticise Dutch traveller Jan Janszoon Struys’s account about tailed men on Formosa. Although Struys’s tailed man was just a common travel lies popular in the Malay world, Comte de Buffon was still wrong to cite a fake source to criticise Struys’s account.

Psalmanazar was in his twenties during the Psalmanazar affair, and he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Great Britain. With erudite knowledge and excellent language skill, Psalmanazar became a hack writer on Grub Street who wrote and compiled articles for his customers. He helped complete The Ancient Part of An Universal History (1730-1744) and was probably involv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Modern Part of An Universal History (1754-1765). The most important announcement in Psalmanazar’s later life was his apology in A Complete System of Geography, which was published under Emanuel Bowen’s name in 1747. In this book, Psalmanazar apologised for his imposture and promised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the most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Formosa. He cited Dutch accounts to describe Formos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he also cited French Jesuit Joseph de Mailla’s travelogue from 1714 to describe the Formosa under the rule of the Qing Empire. He believed they were the most reliable accounts about Formosa and hoped this action would compensate his imposture forty years ago. Perhaps Psalmanazar’s correction notice in Bowen’s book successfully refuted his fake book.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writers no longer considered Psalmanazar’s book as a must-mentioned source when they wrote about Formosa. In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797),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Psalmanazar.

In Bowen’s book, Psalmanazar not only corrected his mistakes but also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publish a memoir to tell the story of his life after his death. This posthumous work appeared on the market in 1765, two years after Psalmanazar’s death. Now, this memoir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to study Psalmanazar’s extraordinary life. However, perhaps Psalmanazar did not realise, that his bold imposture and brave apology opened the critical Taiw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built an unexpected link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aiwan.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aiwan Insight (2021-10-19):
https://taiwaninsight.org/2021/10/19/george-psalmanazar-and-the-fake-history-of-taiwan/

試考「臺灣語」這個名字來自日語

推特最近有個角落在吵 Taiwanese Hokkien 的命名問題。有人說「台語叫做台語主要的原因是使用的人群自己這樣叫吧」。

真的是這樣嗎?其實「台語」這個詞很洋味耶。

要進行這個研究,貓需要用到「台灣白話字文獻館:白話字數位典藏」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default.htm

貓用上述資料庫查了《臺灣教會公報》(1885年創刊),發現早期表達 language 這個意思時,大多用「話」或「腔口」,而非「語」。而且大家對教會公報使用的那個語言,並沒有固定的稱呼。 日本人來台後用「臺灣語」來稱呼 Taiwanese Hokkien,但在教會公報上,用的卻是「台灣話」。最早出現在1901年,但到了1933年林茂生開始連載介紹新詞的〈新台灣話陳列館〉,才開始較為頻繁出現。

〈新台灣話陳列館〉的新詞大多來自日語,林茂生稱之為「國語」或「日本話」。顯然還是「話」比較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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